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会议中心内，随着一记木槌的沉重落下，清脆的声响在空气中回荡，那声音刺耳而刺痛，仿佛比耳光还要沉重。那时，会议室内坐着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代表，有的低头翻阅文件，有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暗自窃笑。唯有中国代表郭琨，默默收拾好桌上的文件，转身离开了会场。那一刻，会议室里充满了南极资源的分赃声音，而郭琨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与孤立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被赶出会场的人，转身后却做了一件震撼世界的事。 当时的中国，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，但在南极事务的国际圈子里，地位却显得尴尬而微弱。根据《南极条约》的规定，虽然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参与其中，但实质上并没有发言权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在南极的地位不过是一个旁观者，虽然能够出席会议，但连基本的决策权都没有。想要在会议中发声，不仅需要支付巨额费用，参与行动也同样需要掏腰包。而每当需要投票决策时，中国根本没有资格开口。更直白地说，那时的中国，就像一个坐在旁观席上的旁观者。
展开剩余35%根据《南极条约》的规定，只有进行实际科考并建立科考站的国家，才能成为协商国。最终，26个协商国的代表没有任何悬念地举起了手，投票通过了中国的资格。当话筒那头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《南极条约》协商国的声音时，郭琨紧紧握住手中的表决牌，感觉它沉甸甸的，仿佛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。这张小小的表决牌，背后是591名勇士的生命，和45天里无数血与汗的结晶。从那时起，南极事务再也没有人敢小觑中国的声音。中国的意愿不再是空谈，当中国不点头，任何国家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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